上市推迟、CEO要换,WeWork:我太难了

相较于WeWork的“疯狂”,我们看到了国内联办企业的冷静和踏实,相信这也会带领国内联办市场走得更远。

投稿来源:地产资管网

2017年,软银董事长孙正义在自己的车上与WeWork创始人诺依曼第一次见面。

孙正义对诺依曼说:“在一场战斗中,当一个疯子比做个聪明人更重要,而WeWork还不够疯狂”。

孙正义期待WeWork成为下一个“阿里巴巴”,会面半小时便决定注资44亿美元,并表示这家公司可以“值几千亿美元”。

两年后,孙正义却抛弃了诺依曼。9月24日,在软银主导的WeWork董事会会议上,宣布诺依曼辞去CEO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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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Work和诺依曼不是没有“疯狂”过。

2010年成立WeWork之初,诺依曼就放出豪言,说WeWork是“全世界第一个实体社交网络”。

不到十年时间,WeWork分布在全球28个国家100多座城市,拥有485个办公地点,吸引了46.6万个会员,与Uber和Airbnb并称为“全球共享经济三巨头”。

诺依曼本身就是一个能把黑说成白、足够疯狂的人。早年就和朋友夸下海口,将来要做出一个1000亿美元的生意。2015年,他还宣称要在火星上建立WeWork,并且和埃隆•马斯克见面聊过火星办公的事(但马斯克并没有理会)。

但孙正义认为诺依曼想得还不够“大”,他告诉诺依曼,要将WeWork的规模做到比原计划大10倍。

诺依曼也表态,未来要“打造一个能够处理空间租赁、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大规模商业机器”,让WeWork孕育出无数个成功的企业。

今年1月,软银增资60亿美元,WeWork估值达到470亿美元。在Uber上市后,WeWork成为了美国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软银集团也变身WeWork的最大金主,持股29%,投资总额达106.5亿美元。

收到投资后,在求“大”的指导思想下,公司将品牌调整为The We Company,除了联办业务WeWork外,还新增了公寓业务WeLive和教育业务WeGrow。

然而,诺依曼的“疯狂”超出了孙正义的想象。

诺依曼不仅被爆出在飞机上吸食大麻,更将WeWork当作自己牟利的工具:在IPO前出售股票和举债套现7亿多美元,还向WeWork出租私人房产套现数百万美元,甚至要求公司花590万美元买下他持有的一个域名。

种种荒唐之事,让孙正义感到失望,也引发了投资者对WeWork的质疑和担忧。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WeWork在IPO就差临门一脚时,估值直接从470亿美元暴跌至100亿美元左右。

尽管WeWork降低了诺依曼的投票权,诺依曼也承诺将获益的所有利润悉数归还公司,但外界对WeWork的看法并未有太多起色。

按照现在的估值,WeWork如果IPO成功,软银非但挣不到钱,还将亏损约50亿美元。利弊权衡之下,诺依曼只能成为弃子。

他辞任CEO后,改任非执行董事长,投票权股份从10:1减少为3:1,不再拥有多数投票权。

WeWork新任CEO将由We Company现任首席财务官Artie Minson和副董事长Sebastian Gunningham联合担任,WeWork上市时间也将重新评估。

对此,Distrii办伴创始合伙人兼北方区CEO丁士洋表示,WeWork本来想玩一场资本盛宴,结果玩不下去了。“诺依曼成也疯狂,败也疯狂,不在疯狂中永生,就在疯狂中灭亡”。

02

对于WeWork的“疯狂”遭遇,国内联合办公企业普遍反应比较冷静。

星库空间创始人白羽认为,WeWork大幅缩水的估值更多的是“投资人对其持续亏损的质疑”,本质上是担忧WeWork的盈利能力,并不代表WeWork以及联办市场的真正价值。

“即便估值下调以后,WeWork依然是一个百亿美金以上估值的企业。”梦想加创始人王晓鲁也表示,他看好的并不是WeWork的具体估值,而是其“创造的市场和带来的新模式价值”。

WeWork迎合了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的市场需求,将传统写字楼二次装修,分割成不同的区域转租给个人或企业。又不同于传统的办公租赁,WeWork还对接了大量商务资源、创业孵化、社群交流等服务。

王晓鲁认为,这样的商业模式解决了大量企业的办公需求,是一种刚需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但是,先行探路的WeWork发展模式比较粗犷,扩张节奏过快,导致各方面成本居高不下,盈利也遥遥无期。

据IPO招股书披露,2018年WeWork营业收入约为18亿美元,而净亏损则高达19亿美元。虽然Uber同期也亏损了18亿美元,但是营收进账113亿美元,远超WeWork。

白羽认为,WeWork的严重亏损源自于巨额的补贴政策。

共享经济都有爱烧钱的毛病,WeWork未能免俗。外媒透露,WeWork在2019年上半年烧掉了近24亿美元现金,相当于2018年全部的现金支出,可以说“每收入一美元就亏损两美元”。

如今,为了减少亏损,外媒报道WeWork正在商讨措施,可能会裁去多达三分之一的员工(约5000人),以及关闭其私立小学和计算机编程学校等附属业务。

这也为国内联办企业提供了前车之鉴。

“不盈利的扩张都是徒劳。”王晓鲁表示,模式的健康和场地的坪效,是联合办公企业能否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

白羽也表示,如今的市场环境,对于依赖风投支持且持续亏损的国内联办企业而言,压力更大。对此,星库空间早有准备,预计2019年底能够实现公司层面整体盈亏平衡。

可见,国内联办行业已经不再追求盲目烧钱,更加看重盈利能力。

联合办公行业看似门槛很低——做个“二房东”嘛,但实际远非如此。

纳什空间创始人张剑曾表示,“空间、智能、服务、社区”是构成这个行业的四个部分。也就是说,联合办公行业比拼的不只是写字楼这样的房地产资源,更是专业的、一站式的、帮助企业成长的办公解决方案。

也就是说,联办企业单靠收租是无法支撑营收的,精准个性的增值服务才是有壁垒的盈利空间。

在白羽看来,随着泡沫褪去,能够创造价值的联办企业反而会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03

给予国内联合办公企业更大信心的是市场前景。

2014年,中国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2017年,创业者规模已超过3000万人;2018年,创业公司超过10万家。

在政策利好和巨大需求下,中国联合办公市场发展迅速。

高力国际2017年报告称,共享办公空间在过去两年保持年均30%的增长。据戴德梁行发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末,北上广深及香港、台北这6个城市,共有546个联合办公场所。

据媒体预计,2020年国内联合办公空间数量将达5000家,市场规模将达2315亿元。艾媒咨询则表示,2022年中国联合办公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4100亿元。

对此,王晓鲁认为,目前远未达到市场天花板。他表示,联合办公现在在商办市场中的份额很小,将来哪怕占到办公解决方案的10%-20%,发展潜力都是巨大的。

王晓鲁介绍,梦想加已入驻北京、上海、杭州、南京、西安和成都6个城市,经营面积达30万平米,在北京和成都均已是当地第一品牌,但在这6个城市的市场份额仅为0.2%-0.3%。

“我们在这些城市依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至少5到10倍的发展潜力。这个市场的容量和潜力非常巨大”。

WeWork也看中了中国市场的潜力,2016年落地上海,正式进军中国,目前已在北上广等多个城市拥有74个社区,大企业客户不乏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今日头条、滴滴出行等互联网巨头。

但如今,WeWork深陷动荡之中,重整旗鼓还需时日。这对于有良好盈利表现、重视服务价值的中国联办企业而言,无疑是一个加速发展、赢得市场的大好机会。

在这个与WeWork正面交锋的战场上,中国联办企业有信心、也有能力一较高下。

他们并没有跟在WeWork身后亦步亦趋,而是在摸索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

比如,WeWork主打社交属性,一群人闲暇时在吧台喝喝酒聊聊天,很符合开放的西方文化,但这在国内的办公环境中明显水土不服。

张剑曾直言:“中国的企业可能不需要这样的啤酒。”国内企业更看中的是实在的企业服务,比如完善的智能办公设施、创业指导服务、商政资源对接等等。

这些本土化努力也渐收成效。如今,国内联办行业已形成了一批有自己独特经营理念和优势的头部企业,走出了一条与WeWork截然不同的道路。

Distrii办伴丁士洋也提到,办伴提供的是线上线下一体化新办公服务,与WeWork模式不同,市场足够大,客户需求足够多,也有信心与耐心脚踏实地实践走下去。

庆幸的是,相较于WeWork的“疯狂”,我们看到了国内联办企业的冷静和踏实,相信这也会带领国内联办市场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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