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来源：商业与生活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互联网平台主导的时代。
“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9年的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当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7家是互联网公司，包括微软、亚马逊、苹果、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互联网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平台型公司。
实际上，自2016年开始，这些互联网平台公司就开始取代了以往榜单中的石油、金融、制造业等传统公司，地位几乎没有动摇过。
“平台正在吞噬这个世界。”亚历克斯·莫塞德和尼古拉斯·L·约翰逊在其新书《平台垄断：主导21世纪经济的力量》指出。当下的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平台打破了传统大企业的垄断，正成为最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是世界经济的基石。
早在几年前，平台现象就已经引起了学者和经济学家们的关注。让·夏尔·罗歇和让·梯若尔最早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定义：双边(或者多边)市场是一个或几个允许最终用户交易的平台。2004年左右，在经济学领域，有关双边市场和平台的理论就已基本成型。2014年，梯若尔还因为对双边市场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随着网络的增长，平台公司也随之壮大。平台型公司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同时，也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挑战。因此，像阿里这样的平台型公司的管理者们也开始日益重视对平台的研究。
近日，阿里巴巴CEO张勇在2019罗汉堂数字经济年会上也谈到了自己对平台的思考。他认为，平台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现象，已经存在了多年。但现在全球最大的平台公司，都是得益于技术发展，尤其是网络和数据技术使得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则是张勇对平台“属于谁”的回答。张勇认为，以阿里平台为例，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属于阿里的，但从市场意义上来说是属于所有平台参与者的。这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中国最顶尖的平台公司开始思考平台与社会的关系，这或许能让阿里拥有更广泛的视野，也能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如何理解平台
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集市就是最早的双边市场平台原型。平台最早可追溯到集市，不过，平台又不是集市。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与张勇对话时提到，今天的平台与集市的一个区别在于，在平台上，买卖双方有时候可以不用同一时间出现。这很好理解，比如在淘宝上，用户可以随时下单，但卖家不必实时在线。
平台的种类有很多，方军等人在《平台时代》中，按照电商、社交、服务交易、金融、信息、技术等7个领域梳理出了21种互联网平台原型。在国内，最典型的平台就天猫(淘宝)、微信、美团、滴滴、支付宝、58等。
这些平台，在扮演的角色或者功能上的共同点是，它们是连接者、匹配者和市场的设计者。
比尔.盖茨曾极力推荐《集装箱改变世界》这本书。他认为，集装箱运输改变了整个世界做生意的模式。
人们使用集装箱几十年之后，“集装箱之父”麦克莱恩才开始用集装箱。在他之前，集装箱都是平铺在货船上的，但他发现，直接把一个大铁箱子装上船后，这些铁箱子还能垒起来，一次能装更多。麦克莱恩的创新在于，他第一次尝试搭建起来一个系统。航运业要降低货运成本，要的不仅仅是一只只铁皮箱子，而是一整套货物处理的新方法，包括港口、货船、起重机、卡车，还有发货人的自身操作方式等，都得发生配套的改变。
集装箱推动了贸易，加快了货物的交付，降低了商品的价格，拓宽了商品的供给。集装箱的故事在提示我们，标准或者系统，也是平台，而且是非常强大的平台。
在传统的金融领域里，像Visa、万事达、银联等信用组织，也是典型的多边市场平台。它们作为一种独特的金融中介，连接银行、接受信用卡的商户、以及信用卡持有者等多方，让多方按照它们制定的标准参与交易。
《平台生态系统》阿姆瑞特.蒂瓦纳认为，平台思想的出现比亚马逊、谷歌、易贝早了近一个世纪。20世纪20年代福特推动通用汽车，它利用一组适用多个型号汽车的通用基本组件，创建了一个产品平台，这一平台可以针对不同客户的成本一效益制造出不同型号的车。
尽管平台思想并不罕见，但是以平台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还是在有了互联网之后才得以发扬光大，并成为各种行业的创新引擎。
在《平台革命》一书中，作者杰奥夫雷G.帕克等人提出，传统商业模式像管道一样运作，而新商业模式像平台一样工作。以阅读为例，传统的出版产业链条像一个管道，作者把自己的书稿交给出版公司后，出版公司再把图书通过书店卖给读者。但是网络阅读平台直接连接的作者和消费者，让他们可以直接接触。
传统的管道公司通过占有生产工具创造价值，而平台能够创建并管理大型网络，借着利用科技连接器生态系统中互动的人、机构、资源，创造意想不到的价值，并进行价值交换。
比如阿里巴巴，仅旗下一个入口淘宝平台就承载着超过10亿多不同的商品呢，被《经济学人》称作是“全世界最大的集市”，但没有一件商品库存是自己的。
而Facebook每月有超过24亿用户在其网站上查看新闻、照片、听歌、看视频，2018年大概从广告商那里获得了500亿美元的收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传媒公司，却从来没有自己生产过任何一篇原创内容。
平台的力量
平台正在高速改变着行业的运营模式。
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对张勇感慨，以前要通过船才能到达世界各个地方，现在通过数字平台就能够获取和全球各个地方实时的信息，并帮助人们进行决策。
“数字技术可以实现更好的透明度，而且没有边界。”张勇认为，信息技术改变了现在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工业时代甚至更早之前人们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情。得益于科技变动，今天的平台更加国际化，也更有影响力。
在过去一百年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多数价值创造是在大型企业内发生的。大型企业类似于“管道”，资源在管道中流动并增加价值，最终输送给消费者。现在，互联网平台通过连接、匹配生产者与消费者，促成大规模社会化协作。
《平台时代》中提出，互联网平台有六大驱动力，数字化、连接、带宽增长、云计算与大数据、交易成本降低、互联网分享精神。它们与平台发展交织在一起，与平台非单向驱动的关系，有时甚至互为因果。
互联网平台最根本的驱动力是数字化，云计算与大数据。
过去2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个领域的数字化进程，从资讯到交易、到服务，从数码相机到无人驾驶汽车，从金融业到钢铁业。数字化的结果不只是带来被数字化的事物，而是为事物之间的连接提供了可能。
而且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极度细分，平台得不但能够制定规则使得参与方明确分工，还能建立起信用体系。比如，支付宝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推出芝麻信用，信用免押、信用租赁得以发展。这也就是云与大数据的应用。现在，大型互联网公司也都在大力提升自己的云计算和大数据能力，并通过开放平台把技术能力提供给第三方。
张勇认为，平台业务在不断扩展过程当中，一个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效率。比如，在阿里巴巴的平台上，会同时出现不同的客户，如何对客户进行分类，如何能够更高效的让客户在平台上进行操作，关系着平台的发展。
“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对于我们大的平台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小的公司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张勇说，小公司在茁壮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效率的问题。很多公司在发展中，选择进入到一个垂直领域成为一个小平台，但是很多公司，比如阿里、腾讯会选择慢慢成长为一个大平台。
比如阿里巴巴，一开始只有一个批发采购的信息分享平台1688，2003年才成立淘宝成为了一个零售平台，以后因为看到交易双方支付的需求又成立了支付平台支付宝，再后来又有了菜鸟物流，阿里云等设计更多业务的平台产品。
“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些是不够的，云时代、大数据时代，不是说一个网店就可以了，我们要帮助商家、商户进行数字化运作，这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现在基本上每三到五年重新来定义我们的平台经济，对于我们的客户在平台上获得什么样的收益，这是我们要做的。”
张勇把这一个过程比喻做登山。“如果山高一万英尺，那么一开始觉得一万英尺非常简单，这是一个垂直的上升，那么你可以非常精准的来进行定位，你可以精准的找你的客户，你的服务可以非常精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专业的业务。但是你要打造一个大的平台的话，可以看到你在不断发展过程当中，就像其它大型公司一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垄断与竞争
人们会发现，在平台经济中，在一些领域里，一定时期内容易出一家独大的竞争格局。比如，谷歌主导了全球搜索，微信雄踞中国的社交，而电商领域的两大超级平台，就是阿里和亚马逊。
《平台垄断》认为，“赢者通吃”，是平台经济的普遍规律。比如当年阿里与eBay在中国的竞争，结果是阿里通过淘宝和天猫控制了当时高达90%的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而eBay败下阵来后，并没有要把自己定位成为中国第二，而是彻底离开中国。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网络效应。
1980年，以太网的共同发明者梅特卡夫提出梅特卡夫定律。他指出，网络的值与系统的连接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简而言之，网络使用人数越多，它就越有价值。而当网络形成一定规模后，价值的增长甚至会超过网络的增长。
在电商领域，还存在着跨边网络效应。即，平台市场一边的使用者越多，对另一边使用者的价值越大。以阿里为例，买家数量越多，平台对卖家的价值就越大。同样，卖家数量越多，平台对买家的价值也越大。
此外，在今天的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还会存在数据网络效应，即，用户使用网站的次数越多，平台获得的关于他们的数据就越多，他们的体验也就越个性化。这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平台为什么总是想要连接更多的商家和用户。
随着网络效应的增长，平台的利润也随之增长，市场逐渐成熟，一两个平台就能主导整个行业。因此，平台之间对于主导地位的竞争尤为激烈。
阿姆瑞特.蒂瓦纳谈及黑莓失败的原因，他认为黑莓失败是因为当时公司的管理层没能意识到竞争基础已经改变。2012年，智能手机行业的竞争不再是黑莓对抗苹果，而是黑莓生态系统对抗iOS生态系统。这不是一个产品对抗另一个产品，而是黑莓平台和它的8000名外部创新者对抗苹果平台和它的20万名创新者，结果不言而喻。
而在6月23日，比尔·盖茨在参加一场活动中提及，自己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给了谷歌推出安卓的机会，“如果它属于我们，将会有4000亿美元从谷歌公司转移到微软公司。”比尔·盖茨也强调，“在软件世界中，尤其是操作系统平台方面，这些都是赢者通吃的市场。”
在智能手机系统中，安卓和iOS占有了90%的市场，而曾经离它们差距最小的竞争对手Windows Phone的市场占有率不到3%。
此外，虽然平台公司看似强大，但平台市场依然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在某个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平台，仍然很容易遭受来自其他平台的攻击。比如，亚马逊证明了造了电子图书市场的可行性后，谷歌、苹果纷纷进入电子阅读市场。
平台公司都深知，赢家通吃，是平台竞争的本质。当用户或者商家同时参与到两个及以上的平台网络，那么任何一个平台网络效应的效果都将弱化。
平台的创建和发展不仅浸透了平台运营者的巨大成本和心血，同时也是所有平台参与者(买家卖家、isv、设计师、云客服、供应链……)的反哺的贡献。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即使在各个平台系统都在谈论开放生态的今天，为什么依旧会出现“二选一”的现象。
实际上，竞争的平台之间不存在什么开放性。正如苹果、安卓分属两个阵营，也同样类似肯德基里只卖百事可乐、麦当劳里只卖可口可乐——这是商家与平台适配的动态结果，也是商业竞争的平衡。
当然，也无需因此担心大平台之下没有创新——真正的创新不是壁垒能够挡住的。例如，在中国，电商起家的阿里巴巴，规模体量居于第一名，但电商市场同时玩家众多：京东、拼多多、苏宁……每家都堪称巨头，且不论抖音、快手从短视频领域切入电商领域的摩拳擦掌。同样，搜索引擎第一的百度也并非绝对独大：一份来自Statcounter的数据显示，百度、神马、搜狗分别以57.4%、35.97%和4.45%的市场份额占据移动搜索市场前三名。
所以，《平台垄断》的作者认为，除了市场规模和支配地位，今天的平台型公司和两个世纪前的垄断企业相比，毫无共通性。平台的优势并不在于它们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们通过连接用户所创造的价值。他们不像以往的行业垄断者一样具备生产工具，它们拥有的是协作工具。
在平台市场中，创新不是由一个公司创造的，而是整个生态系统共同创造的，因此系统竞争取代了产品竞争。这就需需要管理者考虑生态系统方面的情况,以及管理好自己公司和合作伙伴之间利益的微妙平衡，需要认识到他们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正如张勇所说，“我一直告诉我的团队，我们并不是平台所有者，我们是运营这个平台，我们是其中一方，我们是平台的一个参与者，当然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者，但是我们并不拥有这个平台。我们和卖方、卖方、服务供应商一起建立起一个生态体系，共同建立起这样一个平台经济。我们要理解他们的担忧，理解他们的机遇，我们希望让更多人能够找到机遇。最终来说，效率是市场推动力，效率本身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如果我们能够提升效率的话，比如在零售平台上能够促进整个交易，大家就认为这是好的平台，大家就会留在这个平台。对于买家和卖家，如果找东西很难，或者说他们只能找到他们之前买的东西，不能找到新的东西，或者他们在整个使用过程当中没有新的发现，就会离开我们的平台。”
将平台作为一个生物实体来思考，意味着它的主要目标是生存。只有当平台的参与各方都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时,平台才能够获得生存。这就需要一种平台精神，即创新、公平，将重点放在长远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利润上。
今天，平台经济正在主导着互联网和我们的经济。
在全球，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在使用Facebook，更多的人在使用谷歌。在中国，超过7亿人在使用天猫(淘宝)、10亿多用户在使用支付宝和微信。在每一个你能所能想到的商业领域中，平台公司都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是传统的公司也开始向平台型公司转变，比如运动品牌耐克推出了自己的运动平台耐克+，希望能与用户建立更多方位的连接。因为它也忍时代，传统商业模式下，公司每获得一个新客户，只是增加了一种新的关系——产品或服务的买家。而当一个平台增加一个新客户，增加的不是单一的关系，而是和该平台所有用户的潜在关系。
平台对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改变仍在进行中。正如斯坦福大学教授、微软前首席经济雪娇苏珊C.埃塞所说，“平台模式在过去20年改变了整个经济和市场体系，但最大的影响还没有到来。”